朝日奈明 | 北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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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日奈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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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不过人,坏不过人”,就是说人能做出最好的事,也能干出最坏的事,好和坏综合起来才是人性。很多人说三个嫌疑犯最终的选择很伟大,是人性的升华,是赎罪,只为了小尾巴能有个轻松的未来。可他们有没有想过,一个5岁的孩子已经有记忆了,难道她长大了,不会去探寻童年三个爸爸的秘密?如果她知道了一切,又会怎么想?

要赎罪就该活着,好好的对待这个孩子,只因为他们不想面对人性的拷问和内心的煎熬,就选择自我裁决。没有多么伟大,其实是一种自私的心态,是不想面对的自我逃避。

法律总有存在的必要,个人主观的行为受到情绪和固有观念的影响,是无法做到真正的公正的。只有法律能提供最终极的评判标准,是“人类最低限度、强制性的行为规范”,也为每个人提供合法的权益保障。

比起最后被抓的装死真凶来说,不可否认的是三人还算有良知。虽然他们也想要逃避法律的制裁,也不停的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,但最终放弃了对恢恢天网的抵抗。“鞋子终于落下了”,就如那个大家熟知故事里说的,楼上还有一只鞋子没掉下,反而一直睡不着。尘埃落定,更多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解脱。

如果早知道这个真正做出灭门惨案的凶手没死,那么郭涛扮演的出租司机和高虎扮演的鱼排汉这两人都罪不该死,因为他们是以为自己杀掉了那个真凶了,并且是案件的亲历者才会选择自杀的,他们以为真凶已死,没人会相信他们所说的真相,何况在抚养小女孩和逃避法律制裁的过程中,又长期受到良心的折磨和拷问,导致他们只想快点终结。实际上这两人所犯的罪是:知情不报、故意杀人(真凶)未遂

真实案情中,小丰应该算是强暴导致的意外致死,小丰的举动按照犯罪心理学叫做临时起意的犯罪,就是受情景刺激的突发犯罪,专业术语叫激情犯罪,和预谋犯罪是相反的。受害女子本来就有心脏病,在受害过程中突发,导致死亡。强暴只是诱因,所以也罪不至死,大概会被判监禁20年左右,有悔罪行为还可减刑。

他们为了自己良心的安宁,不理会法律的尊严,拒不交代实情,这种对法律的不信任,和逃避良心审判的自我裁决行为,虽然是人性,合情理但不合法理。

如果最终的真凶没有落网,那小丰和阿道的不说,就会导致真相的淹没和真凶的漏网,这是对法律的不尊重和不敬畏,如果真凶因此而躲过法律的制裁,有了继续犯罪的机会,那到底是谁的过错?人面对法律的时候最基本的准则是:“是自己的责任别逃,不是自己的责任别扛。”勇于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,但对于被栽赃和污蔑的绝不往自己身上揽,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感。
有良知的人总会自我反省和惩罚,而良知不足的人根本就不会认为自己有错。道德只能惩罚有道德感的人,而法律才是“人类最低限度、强制性的修养”。就因为有的人有良知,还是可能犯罪;有的人良知比较弱,不懂反省;即便遵纪守法也可能因为人情和固有思维观念,导致对人的判断不准,所以法律才有存在的必要。
就如电影里段奕宏扮演的“毒眼”伊警官说他妹妹说的的:“我可以原谅他们,你也可以原谅他们,但法律不行”,不能因为他们有反省和悔过,就放过他们。后来行善不能替代之前作恶(话说回来,不是因为罪恶感也不会那么拼命做好事了),一码归一码,人要为所做的事情负责。法律的尊严不可侵犯,这是执法者的信仰,我们可以推动修改不合理的法律条文,但不可蔑视法律尊严。所以即便小丰救了他的命,他依然要公正的把他交给法律制裁。只不过法律管不了不说实话,自己选择死的意愿,所以需要更多好的机制来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。

最后谈以下几个大家热议的疑问:

1、小尾巴不是伊警官的孩子,因为片中说了画画的姑娘是和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生了一个私生女,这一点警官是知道的。在他和小丰描述案情的时候提到过。他之所以惊讶,是发现原来那三个他怀疑的嫌疑人身边真有一个孩子,又有一点印证了他的猜测。
他之所以一直记得这案件,是因为那是他师傅都没破的案子。作为徒弟总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这一点可以理解,一个优秀的执法者一定是有破案的企图心的。
至于收养尾巴,做爸爸很自然,这是人性中的父爱,没什么可纠结的。
2、片中小丰伪装同性恋想要排除自己的犯罪动机,实际上同性恋也不能排除强暴异性的可能,因为强暴行为本身的心理来源,就是为了建立绝对权威,并不一定和性冲动有关。而且也不能说明同性恋就一定排斥和异性发生性关系,这一点因人而异。最重要的是即便发现嫌疑人有同性恋行为,也不能排其是双性恋的可能。不能用同性恋会反感于异性发生关系开脱,因为异性恋的小丰也因为自己的目的和同性发生关系,所以动机才是最重要的。

实际上有相关案件的,当然这并不是说同性恋都是罪犯。一个人是各种元素的加成,对于性取向我没有偏见,先天是怎么就是怎样,同性恋者自我接纳的难度并不少于社会对他们的接纳度,即便是左撇子因为和大多数人不同也常常觉得别扭,更何况是性向不同,他们自己都那么难以接纳自己,能够接纳这一群体也是社会包容度的体现。所以伊警官说尊重取向的时候,对这个角色的魅力又有加成了。

其实作者本人对于这个情节的解释是这样的:“一是,在同性关系中,彼此不刨根问底的沉默与尊重,让辛小丰有安全感。二是,因设计师主动给予的钱,及时雨般改善了他们承担尾巴高昂的医药费窘迫局面。”小丰虽然不是同性恋,但是他接受了这样的行为方式,虽然在小说中一开始他也是反感的。

另外说一下这部电影的缺憾,高空追逐和楼裙悬梁打斗很精彩,但是我不相信在没有外界助力的情况下,一个人能拉住另一个人那么久。还有拿斧子的也是协警吗?现实中应该没有这么拼命的吧?而且一个两个都不恐高啊!

一般这种情况就会封锁两栋大楼,然后直接由穿着防护服的防暴特警上去处理。如果是除开尹警官,其余两人都是协警的话,是不会去追的,已经有人被枪打了,还这么决策简直是把生命当儿戏。拿斧头的警察死的有点冤,那两个逃犯跑了又返回到底想干嘛?杀人灭口?还是那边没有通路?看起来应该是那边大楼无法进入,但也没有交代清楚。

这一部分的情节设置有故意把小丰设计成伊警官的救命恩人,以此凸显情与法的纠结心态,但是有些过于生硬,不符合科学。同样有些生硬的是伊警官妹妹对的士司机阿道的难分难舍,当然由于电影篇幅,对于上述严苛来说可称为漏洞的部分,也不过多纠结了。

最可惜的是后半段完全揭示灭门杀人惨案中没有三人的份,把罪责都让一个“真凶”来扛,有些忽悠观众,故意洗白的嫌疑。如果这三人除了以为自己杀掉了真凶之外,真的失手参与了灭门惨案,比起旁观不作为的设定,要更加凸显内心道德的审判作用。所以我认为这个设置是削弱了道德和法律的思考,如果这种思考能表现的更加深入就更好了,那样就不会有一群不理性的洗白党忽视了影片中最重要普法作用。

如果在电影结尾出现小尾巴问警官,自己的三个爸爸去哪了的画外音,看看警官会怎么回答。这样更多的观众会思考小女孩长大之后会怎么看待这件事,她是不是会接受三人的做法,能不能从心里原谅和接纳,从而思考三人的自裁实际上是法律意识不足的问题。

另外说一下想要挖掘人性罪恶,监听别人的房东也是很变态的,他属于“好人洁癖”,人其实是没有资格采取上帝视角,来绝对的评判他人是否是好人的,因为所有人看到的都只是其他人的一个侧面,没有完全的好人也没有完全的坏人。我们中国人进行社会道德评判的时候有特别的圣人化和污名化倾向,凡是被作为榜样提出的人,就成了毫无缺点的圣人,比如雷锋;凡是被作为负面形象报道的人,或者不符合大众期待的圣人,不理性的大众评论都会像远离臭狗屎一样的污蔑他们,一下子他们就连人渣都不是了,比如刘翔,可人根本就没有完美的圣人或者丑恶到一无是处的人渣,好和坏综合才是人性。大家甚至无法分辨自己人性中好坏的比例,只能知道自己在面对某一状况时,内心的声音是正的还是负的,又怎能评判别人是否是完全的好人或者恶人呢?有些人把自己的内心包裹的特别深,就算最亲近的家人也难以完全进入其心灵的所有角落,更何况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一个空间,有些事肯定谁都不会说,能说明人人都是坏人吗?只有法律才是社会行为规范的标尺,提一句,非法监听也是犯罪。

没看过原著,但是看完电影之后去搜索了相关的新闻采访。网易有这样一篇文章,题为《原作者须一瓜对电影改编不满》,我很赞同原作者的意见。电影多出来的第四个罪犯削弱了人性和法理的思考。电影《朝日奈明》根据女记者须一瓜的长篇小说《太阳黑子》改编,下面引用一段网易对原作者的采访————

太阳黑子,就是太阳脸上的斑点。太阳明亮光辉,一些温度不是很高、稍暗的地方就形成了黑子,如同人性的光明温暖中包含着污点与暗斑。这也是小说寓意。在小说中,三个男人不愿意提到老家,因为那里是不堪回首的犯案之地,当小尾巴问他们你们老家在哪里时,酷爱天文的逃犯陈比觉说“我们老家在太阳黑子里”。他们知道自己的善恶位置。而他这么说,也很贴切自然。最后行刑的过程中,陈比觉的临终幻觉是以每小时3万颗流星雨的速度,向老家“太阳黑子”飞行。

记者:电影与原著最大的不同便是片尾加了“第四个”嫌疑犯,为三兄弟“洗脱”,对于这样的改编不少观众并不买账,你喜欢这个结局吗?

须一瓜:不喜欢。我和曹导交换过意见。他说他那样的变通来自于对受众的接受心理的考量,他自己也觉得主角太惨了。我体谅这个做法,如果没有这个妥协,也许,大家至今都看不到这个电影。只是,观众接受心理,不是小说推进的条件。小说有自己的逻辑。

小说中,三兄弟犯案是在14年前,案发时他们只是十六七的少年。一个偶发的凶案。他们的主观恶性并不高,只是在遇到突发状况时他们连续错误反应。有研究表明,这个年龄段,比孩童与成年人更加容易冲动。而小说中,诱发案件的条件也十分充足:当他们到达别墅时,那个女孩裸身出浴时又滑了一跤,这对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来说是一个很震撼的人体姿态。偏偏女孩在被侵害过程中又心脏病突发死亡,这个不可收拾的摊子,远远超出了少年的承受能力,这时外公外婆又闯入了,3个少年措手不及,之后父母又进来了。一句话,在容易走火失控的年龄,面对环环相扣接踵而来的危机,实施了完全错误的应对,导致了最后的悲剧。

之所以这样铺垫,是为他们日后强烈的不安与救赎愿望提供合乎情理的逻辑支撑。正是因为灭门案特别残酷,天平另一头的恶果太重,这一头才需要更多善的砝码。也正是这样,三人才有永不可卸的愧疚压力。只有追逐着更多的善,才能释缓平衡良心重负。

以上引文,大家可以了解作者的态度,对于电影结尾多出的第四个”真凶”,原作者的不满的,因为这确实削弱了人性复杂性的思考。犯罪就是犯罪,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,也不能因为之后赎罪就否认前罪。洗白党们可以歇了!因为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启迪就是人性没有全善或者全恶,如果因为这个人之后表现出的善,就非要说他之前也没那么恶,是没必要的。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,这就是人。即便不是有意杀人,他人因此而死,还是罪,只不过罪不至死,所以量刑上不必那么重。

这位政法女记者常常跑警局,喜欢听刑侦故事。熟悉她的警官说:“一开始我们都很不习惯她把本该很正面的故事歪着写,把很负面恐怖的故事扭正了写,后来看多了发现这就是她的风格。”没错,须一瓜的用心很显然就是想要读者更多从人性层面关注人,而不是故事中被演绎的脸谱化的角色,所以她会颠倒情景,来凸显人性和法理情理的冲突。
在原案件中,一直逃跑了十几年的嫌犯,每次看到自己初生的小儿子都会痛哭,对,那是悔恨过去那是遗憾将来。当事情终于败露的时候,他们反而感到轻松,终于不用再逃了。这就是人性的软弱,在可以逃避的时候不敢面对不敢承担,如果他们早些去投案自首,哪至于提心吊胆的活着?只是不到逃不了的时候,就一直心存侥幸罢了,说到底每个人需要打败的敌人都是自己的人性的弱点。

总体来说这部电影很不错,节奏是紧凑的,剧情推进还算干净利落,那段关于法律宗教和道德的谈话非常经典。影片还有进步空间,给四星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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